2011年11月18日下午，文化素质教育讲座第二场专场在六教C300教室举办。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公司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继上次详细阐释了“中国之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之后，继续为到场的200余名清华师生阐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之路。

胡鞍钢教授从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谈起，回顾我国建国史，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这一历史创举。胡教授认为，从1949年起，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带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使国家经济恢复并超过了三年的高峰期，成功地挽救了曾一度陷入危机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以《莫斯科宣言》为代表的“莫斯科共识”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鼓舞他坚定中国未来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总体上看，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目标大体分为两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是第一类，社会主义目标就是第二类。当然，毛泽东也走过许多弯路。胡教授分析了“大跃进”事件，他认为，毛泽东受到来自莫斯科的激励，先是在1957年提出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的计划，又在次年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这两个“大”计划并没有遭到专家们的反对，即“大跃进行动”，结果导致了失败。这一失败使毛泽东又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将其概括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发展起来，要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终于又回归正常的轨道。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恢复之后，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了进一步设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鞍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历史发展战略，尤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尊重了农民的创新和发明。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包产包户、分田到户等，大批农民探索和发明出很多新方法。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尊重乡镇企业的发展，直接使得20世纪80年代我国很多农村乡镇企业得到了大发展。邓小平主张不搞西方民主，源于他充分看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要吸取西方经验，但却不能够照搬西方模式。胡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是邓小平的先见之明，说明他具有一种高度的制度自觉。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主要采取的是台阶渐进战略，从“二步走”，到小康水平，再到小康社会，越来越符合中国现实，把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接着，胡鞍钢纵观中国共产党执政哲学的演变，高屋建瓴地指出：这是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再到和谐哲学的一个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斗争哲学为主导的；建设哲学指的是从1978-2001年这段经济大发展时期； 最后，从2002年开始，就进入和谐哲学。在经济得到发展之后，我国的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现，因此，重视和谐发展之路是必然的，它不仅包括社会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亚洲和谐，乃至世界和谐。

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演进，胡教授认为，在不同时期中国有着不同的发展方针、发展战略和发展步骤，可以将其归为三代：毛泽东一代，邓小平一代，以及2002年以后的一代。在历史上，中国之路还可以被分为三种道路：老路（左派，极左派），其标志是“两个凡是”，已在1981年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二条路是歪路、邪路，发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过去的十年之中，甚至在今后也可能发生，它的核心体现就是经济上全面私有化，政治上推崇西方民主化等；第三条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之路”的最终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这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寻求和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基于现实的中国国情，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走特有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经济崛起后，怎样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是重要的问题。

最后，胡鞍钢展望了中国道路的未来：2015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30年共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道路不仅在历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独特的，这是一条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巨人的道路，中国需要不停地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尽管总会遇到曲折和坎坷，从肯定到自我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是必经的。”胡教授以此作为演讲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