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2日下午，“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第七讲在在六教C300教室举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作题为“永远的‘笳吹弦诵’”的精彩演讲，与600余名清华学子一起追忆和阐释西南联大的历史。公司新人文系列讲座负责人、外文系曹莉教授主持讲座并进行了点评。

陈平原教授以“吃食堂”和“读大学”这两种汉语语言现象引出演讲的主题。“上大学”和“读大学”是有区别的：上大学是在大学里面念书、考试、嬉戏；读大学是说除了念书之外，还要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来阅读、欣赏、品味和质疑。陈教授希望通过讲述西南联大的历史让同学们理解清华曾经有过的传统和精神并反思今天存在的问题。

陈平原教授首先谈到西南联大建立的历史。七十五年前，由于战火，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员工转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很快，长沙亦面临不保，昆明被选为立足点，西南联大在昆明一直延续了八年，加上长沙临时大学的一年，共九年。抗战中，不少中国大学颠簸流离，弦歌不辍，然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莫过于西南联大。一个原因是三所名校合一学术实力很强，另一个原因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很多，且有指定的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其他师生也多有记录，甚至还有照片。强烈的历史意识使得西南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陈平原教授补充说，奇迹不止是西南联大。战火纷飞中，中国的大学大规模内迁，不仅未被摧垮，还发展壮大，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唯一可比的是苏联。苏联许多师生上前线，最后牺牲在前线。而中国员工牺牲不大，这得益于当时国民政府保护员工和教授，以为日后的建设留下人才。

因为“凋谢”，所以凄美。陈平原教授用这优美的文字纪念西南联大永远的“茄吹弦诵”。延续至今的三校，表现再好也不能尽如人意，消逝在历史中的西南联大永远令人追忆。接着，陈平原教授简单介绍了纪念西南联大历史的图书资料。西南联大的历史最早散布于蒋梦麟、钱穆、冯友兰等人的回忆录中。十年前，他们的员工也开始写回忆录，除此之外还有朱自清、吴宓等人的日记。陈平原教授特别推荐了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并介绍了三位关注西南联大的作家：外文系员工吴讷孙，中文系员工汪曾祺，联大附中员工冯宗璞。

联大之所以值得我们记忆，陈平原教授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其必胜信念与南渡情结。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期待，艰难中崛起，其中的信心和意志，是一代读书人的心态，特别值得我们理解和关注。那一代读书人力图让自己的研究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陈平原教授继而谈到西南联大的学术民主与师生情谊。西南联大真正让我们记忆的不是三个董事长，是三个大学合并后学风的融汇。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教授治校、南开的应用实干，三者合起来，去弊存精，形成西南联大的精神、校风。在战争状态下，老师和员工同甘共苦，“又严肃，又快活”，这种状态令人叹服、神往。

西南联大值得我们追怀，还因其以“学理”及“教学”为中心。在当时许多专业严重受制于研究设备和科研著作的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能力做很专精的学术研究，亦没有能力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因而所有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本科生上，这与今天的中国大学恰好相反。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办好，离不开其地理环境的“天时”、“地利”、“人和”。昆明由于其地理位置，历史上比较闭塞，民风平和，地方文化不雄厚，对读书人很尊重，联大方能成为主导。否则，若是换一个民风剽悍或商品意识强的地方，西南联大很难安身立命。因此，联大的师生们应该铭记和感谢昆明人给联大人的支持。

陈平原教授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史与教育史的纠葛。大学最主要的是传播知识和文化，而不是政治运动。政治立场只是大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应是大学教育的主体。对西南联大的论述，应逐渐从革命史转向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

最后，陈平原教授总结道，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既凄美又抖擞的西南联大，是一个读书人的特有情愫。